本应公正独立的“大公”，却以千万元初装费大卖软件。“左手评级、右手咨询”且咨询费远高于评级费用，这已经涉及典型“利益冲突”的范畴。
更有行业内从业人士和企业人士透露，大公评级业务“激进”到承接业务后，即以调整评级来销售软件。“以私为公”的业务模式带来了巨额营收，但这已与其应有原则背道而驰，更伤及投资市场。
一线调查
大公向评级对象卖软件初装费达千万
2017年的一天，一家名叫北京德明弘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明弘鑫”)的企业，收到了因未按期申报纳税的罚单。开出这张罚单的是北京市朝阳区地方税务局。截止到这张罚单发出，德明弘鑫“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已经逾期130天。
这似乎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但它却是大公信用数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数据”)的二股东。大公数据嫡出于“大公系”名门，在中国债市扩张周期的近5年间，由大公系做出的评级，将实质影响众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债融资的命运。
多位民营企业融资业务的负责人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对公司进行评级时，他们会被推荐使用一套“供应链金融信用管理系统”，这套系统即由大公数据研发。基于互联网构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这套系统付费使用且收费高昂，大公系能够从使用者身上收取的费用将超过千万元，而且，其收费还按年延续。
这意味着，通过这套系统，大公系在评级费用之外，可以在评级企业身上收取超过千万元的费用。
这套系统，在企业融资负责人的圈子中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多方信息都显示，安装并使用这套系统，同时又涉及利益冲突的企业，至少有26家。这其中就包括新光控股集团、东旭集团和南通三建等。
企业对此怨声载道。监管层终于出手。8月17日，中国证监会宣布了严厉的处罚意见，责令大公资信限期整改，暂停大公资信证券评级业务一年，不得承接证券评价业务、限期更换不合格的高管人员。此后，大公系的相关业务陷入停摆状态。
而隐藏在这家“大打民族牌”的评级机构背后的秘密，似乎才刚刚被揭开盖子。
昂贵软件
8月17日，证监会对大公资信(全称是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惩罚报告中曾提及，“(大公资信)在为多家发行人开展评级服务的同时为发行人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有违独立原则”。而这其中收取高额费用的咨询服务，其实就是一套收费昂贵的咨询软件。
大公资信和大公数据的控股股东都是大公国际信用评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集团”)。
这套软件名为“供应链金融信用管理系统”，由大公数据进行研发。多位了解情况的企业界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这套系统的收费基本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相当于“初装费”，即安装这套系统时需要缴纳的费用，是一次性缴纳；另一部分则相当于使用费，分年缴纳。总体而言，费用高昂。
《中国经营报》记者掌握的情况表明，“供应链金融信用管理系统”的“初装费”一般将近1000万元，使用者需要在安装时一次性缴付；此后，还要按年度为单位，缴纳相当于使用费的费用，每年将近100万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大公方面每年从一个使用单位身上收取的费用，就可以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而这部分费用，是在评级费用以外的。
“在2013年之前，大公绝对没有这套所谓的管理系统，甚至是超过央行规定的最低25万元的收费标准几乎也没有。”一位曾供职大公评级多年的前员工表示。
在信用评级业，利益冲突是明面上的“大忌”。具体而言，是指评级机构及评级人员在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利益关联的前提下，利用自身信息优势，为谋求私利而出具不客观、不公正的评级报告，进而损害投资者等其他市场主体利益的行为。从大公资信的操作模式看来，“左手评级、右手咨询”已经涉及到了典型“利益冲突”的范畴。
如果按此标准计算，通过这套昂贵的软件，这26家公司，大公方面就可以至少收取2.6亿元以上的系统软件费用。而按照一般行业标准，正常业务中的评级报告收费应为25万元人民币左右。
“一个咨询软件就能卖千万元，太黑了。一个评级报告也就二三十万元，比较简单的项目甚至十万元就够了。”一位评级行业分析师言语之间仍在感慨，“评级行业作为中介机构，总体来说收费是不高的。”
多位行业内从业人士和企业人士都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大公资信的评级业务较为激进，以往出现过在承接评级业务时，向企业做AA+评级承诺，但承接业务后，告之企业资信不够，如果购买软件，则可以进行调整的情况。“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想要高评级的企业，只能妥协。”
这些昂贵收入的分配，不仅在母公司层面，也隐匿而辗转地在个人层面分配。
开发这套系统的大公数据设立于2014年，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结果显示，2014年3月5日，大公集团实缴出资2550万元，作为大公数据第一大股东持股51%。这家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即是德明弘鑫。认缴出资2450万元，持股49%。
《中国经营报》记者查询的法定资料显示，德明弘鑫的大股东为关建中，其个人持有该公司62%的股权，但并未在公司中担任任何职务。德明弘鑫的法人是武建平，总经理为关婷月。
德明弘鑫的其他三位股东分别为北京明德华安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股18%；北京仕行宏良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股12%；另一位自然人股东武艳，占股8%。不过，北京明德华安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仕行宏良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的法人同为武艳，但是经过对股权结构的层层穿透，实际控制人仍为关建中。关建中是“大公系”的实际掌门人，他出任大公系中多家公司的董事长。
不过，《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给大公方面带来丰厚收入的大公数据，从去年开始，便压缩人员规模。2016年时，大公数据的正式人员配置为171人，经过压缩，其正式人员配置数降至82人。
同时，关建中个人持股62%的德明弘鑫也曾陷入“涉税问题”中。《中国经营报》记者确知，2017年，德明弘鑫接到了来自北京市朝阳区地方税务局的处罚通知，被处罚的缘由是“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其逾期的时间为130天。
更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在2017年，北京市证监局即在检查之后指出了关联公司往来款项问题。在《关于对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监措施的决定》中，北京市证监局明确提出，“大公与关联方之间存在大额往来款，财务独立性不足”。
“一般来说，评级机构的母公司可能会开展一些其他业务，这在行业内是正常的。但是在持牌的评级机构中，咨询业务是被监管禁止的，因为咨询会有出谋划策的过程，如果一个评级机构在教企业如何提高评级、如何进行包装，那这个行业的独立性、客观公正性从何而谈？”一位评级机构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而据多名内部员工透露，目前大公系的员工正在排队离职中，集团已停止招聘。大公评级的离职率本来就很高，2017年离职人员有98名，入职人员仅65名。
利益“黑箱”
“有的企业虽然购买了软件，但是从未要求大公提供任何服务，我们也都心知肚明这就是为了提高评级而额外支付的成本。”一位评级行业分析师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根据交易商协会发布的《2017年第四季度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运行及合规情况通报》，2017年全年，评级机构共对332家发行人做出评级调整，正面调整为270家，其中大公资信正面调整家数占本机构存续家数的比率最高，为14.04%。
“更高的外部评级对企业来说总归是好事，比如AAA级债券利率大概在4.5%到5%区间，AA+大概在5.5%到6%区间，评级越高融资成本越低这是事实。”前述评级机构人士坦言，AA级及以上的外部评级对一些企业能否通过发债进行融资，也算是一个必须的“门槛”。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要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所属城投企业，每年发行企业债券不超过4只，地级市所属城投企业每年发行企业债券不超过2只；经济总量较大、综合财力较强的百强县(县级市)所属县域城投企业，每年发行不超过2只企业债券。但是，债项级别为AA及以上的发债主体(含县域企业)，不受发债企业数量指标的限制。“对那些资质一般的企业来说，想要突破这个限制，调高评级就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了。”前述评级行业人士对记者表示。
根据中证登《质押式回购资格准入标准及标准券折扣系数取值业务指引(2017年修订版)》， 主体评级在AA级(含)以上是债券入库开展回购的必要条件。因此，AA-及以下级别的债券无法满足入库条件，投资者要求更高的票面利率。
一位银行金融市场部工作人员坦言，“我们现在进行债券投资时，企业信用债一般要求在AAA、AA+才可以，这是硬性指标。”
“近些年觉得城投债业务好，评级机构收入又紧张，因此把整个城投债标准放松，然后多做城投业务，但城投确实风险低，当时在大公评级就是这么做的。”一位曾在大公供职的人士表示。
但如此操作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评级本来应该是相对稳定的，随行就市轻易调整，最后发现级别大部分都上到AA、AA+、AAA了，造成评级虚高和泡沫。
一位接近大公资信的行业内人士坦言，“调整评级时，如果商定了要AA+评级，评级机构就直接用AA+的模型对相关内容进行调整，报告也直接按照AA+的内容去写。有些企业在分析师们看来不够到AA+，但是领导任务压下来了，分析师只能去想方设法调整。”
来自Wind和光大固收研究团队的数据显示，2017年初至2018年8月17日，大公评级的上调率为19.16%，处于银行间各评级公司的首位，且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事实上，大公资信作为外部评级机构，早已在券商等债券相关环节方“声名远播”。
“现在的大型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都有自己的内部评级部门，我们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主要依靠自己来评定资质，但是会取‘孰高’，比如市场和评级不认可的我们坚决不投，他们认可的我们会再进行删减。2015年之前大公资信也可以，但是现在我们主要看中诚信和联合资信。”一位大型券商内部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如果一家债券投资公司完全依靠外部评级来做判断，那说明这家公司水平太差。”
他坦言，对于企业资信，金融机构通常能够做到心中有数，评级只是辅助作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主要负责突发性的风险提示。“外部评级对企业来说，面子工程的意义更多，有的则是因为机构准入门槛问题。由于监管层对债券发行做了信用评级上的要求，评级过低的债券不能顺利发行，信用评级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迎合监管的需要。不过，不同评级的债券在融资成本上确实还是有所区别。评级高了，还是能多吸引一些融资的。”
前途未卜
不过，尽管名声如此，但是大公资信的收入，却年年攀高。2014年，大公资信营业收入2.03亿元，净利润5257万亿元；2015年，大公资信营业收入2.67亿元，净利润达到8133万元的高峰，营业利润率为 32.22%；2016年，营业收入有所下滑降至2.28亿元，但净利润暴跌至2798万元，相当于2015年的三分之一；2017年，大公资信营业收入2.64亿元，净利润上升至6400万元，营业利润率为27.13%。
然而，对于评级行业乱象的整治问题，本次监管层发出的整治信号早已有之。
但是，大公系和他的掌门人关建中，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早在2015年9月，证监会组织北京、天津、上海、深圳证监局联合沪深交易所、中国结算、证券业协会等对取得证券资信评级业务许可的全部7家证券评级机构开展了现场调查(此后2017年、2018年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现场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行业普遍存在问题。北京证监局依法对大公资信出具监管警示函，责令公司追究责任人员；天津证监局依法对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监管警示函，对2名相关负责人进行监管谈话；上海证监局依法对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监管警示函，对1名相关责任人进行监管谈话，对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监管警示函，对2名责任人进行监管谈话；深圳证监局依法对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监管警示函，对1名相关责任人进行监管谈话。
曾几何时，大公资信的“掌门人”关建中公开呼吁称，中国应在评级机构资格认定方面形成更为合理的市场准入制度，在评估机构的规模、人员素质、评估技术等方面进行统一规范。然而十年时间过去，将我国监管部门认定的全部评级资质收入囊中的大公资信，却开始对行业自律规范“视而不见”了。
如今，大公系的业务，几近停摆。
“这短短的两周时间，我们的客户量激增，很多大公资信的客户都自己跑来希望我们承接他们的业务。”一位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的工作人员对记者坦言，“但有些客户我们并不想接，比如此前他们在大公资信的评级能到AA、AA+，但是在我们这里AA的评级都不想给。”
“债券评级这个行业有一定的特殊性。评级机构出的报告有价值是因为机构有公信力。如果机构自砸招牌、公信力受损，那么评级报告的价值就约等于零。即使一年后恢复业务，也会元气大伤。” 债券在线资深研究员陈悦竹表示。
“双重处罚加之负面舆论基本等于对一个评级公司判了‘死刑’。首先，处罚导致部分业务暂停，而评级工作是有持续性的，如果中途更换了评级机构，因为更换成本高，后面再换回原先评级机构的可能性较小；其次，处罚及负面舆论导致市场对大公信任下降，即便后面过了处罚期，因为市场的不认可，发行人也不敢选大公。” 债券在线资深研究员胡莉表示。